这可能是对你想象力的一种挑战。

因为在眼前的，明明就是炮弹壳，不过，这是明朝的炮弹壳。

可以想象吗？在近四百年前的边塞，硝烟滚滚，炮声隆隆，士兵们汗流浃背，手忙脚乱地给大炮换炮弹，指挥官在声嘶力竭地呼喝，还冒着白烟的炮弹壳散落一地，而阵地的前方，虽然已经有些散乱，游牧民族的骑兵还是在一波波地发动着冲锋。

这样的场景总令人觉着怪异，在技术上领先一个时代的，偏偏却是失败者。

（摆放有误，这火炮和这弹壳，可不是一家子）

炮弹壳是在一家很小的博物馆里展出的实物，地点在古代赫赫有名的蓟州，那是边防重镇，战防前沿，所以，说服力远远大于其他地方的明代火器实物，因为这是长城两边实际冲突的双方的实战遗物。

这种炮弹壳，就是威风八面的佛朗机炮的一种：子母铳的子铳，体现了近代火药武器的标准化，不需要复杂的装填流程，每门炮都有若干子铳，大大提升了装填和发射的效率。

也就是说，可以大大增强火力的密集度。

照理，在这样模式的战争利器前，骑兵的集团冲锋本来应当是一场噩梦。

为什么呢？历史却开了那么大的一个玩笑，溃不成军，四散奔逃的却往往是已经跨入热兵器时代的明朝军队。

专家们告诉你，说这主要是政治腐败造成的后果，阉党和腐败官僚们要对此担负主要责任，还有昏聩的皇帝，只知道吃空饷报假功的前线军官，以及只知空谈争议的高级官僚。

政治腐败就会把技术先进性抹杀得一无是处吗？

如果反思的结果是这个，那么，明朝真的是白亡了。

用射程及威力远远大于佛朗机子母铳的红衣大炮建立功勋的袁崇焕曾经信誓旦旦地表白说，给他足够的粮饷，他一人也可以守住辽东，这个特别的政治人物后来的悲剧给人的历史错觉是：

只要在政治上不犯错，没有昏君，没有奸臣，英雄人物是可以改写历史的：像所有戏曲评书里阐述的那样。

这个错觉何其之大，何其之深！

面对这样的炮弹壳，给予你的第一印象反而是：

任何一个面对存亡危机的民族都是有挣扎求变的本能的！明朝自建立之初直至灭亡，从来没有轻视过来自塞北的威胁，从来没有放松过对军事革新的注重，也从来没有让国防安全给政治斗争让路。

蒙古问题的初步解决是在严嵩时代，万历、天启时代的国家安全也都被放到了首要位置，更不消说焦头烂额的崇祯时代，明朝的国家机器始终保持了对国家安全的警觉性，国防投入始终得到了最大的关注。

这种关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了武器系统的求新求变上。

到了明朝末年，火器种类已经涵盖炮、铳、枪等各类发射系统，达数十种之多，仅仅在北京，工部下属的兵仗、军器局的设计、生产人员就已经达到近万人。

但是，怎么就败了呢？技术进步怎么就带不来军事优势和军事胜利呢？

仔细观察面前的炮弹壳，你可以注意到，它们的形状、大小、样式都有细微差别，笼统地说，它们只能称之为大体一致。

再回想一下在各地古迹几乎都可见到的明清火炮，是不是也只能用“大体类似”来形容呢？

稍有工业常识的人，都会有这样的疑问：

就凭这样的武器系统，怎样解决质量问题？怎样解决消耗供给问题？

没有精密严谨的工业化标准，火药的质量保障从何而来？战争导致的大量消耗怎样补给？火器发射的安全性如何解决？发射效果如何保证？

掉过头来，我们可以延续文章开始的想像画面：

士兵们忙乱地装药、填弹、发射，但是，粗糙的作坊式产品导致的哑弹、炸膛、射程不一使得发射效果非常糟糕，火药燃放的滚滚硝烟遮挡了士兵们的视线，而匆忙的数轮发射之后，火药储备殆尽。

已经对火药武器的声光效果习惯了的敌人们蜂拥向前，在还没有遭到大面积伤亡的情况下，挥舞着马刀的敌骑高声怪叫着冲到了面前。

（号称最早的手榴弹，陶制的火药武器，用于城防、野防的爆炸性杀伤，但由于火药配方的原因，杀伤力有限）

科技的进步离不开整个社会体系的进步，手工作坊式的生产模式怎能应对大规模火器战争的需求！文人官员甚至阉宦把持的管理模式怎能确保产品革新和生产质量！不存在成体系的军事理论研究怎能支持先进兵器的先进应用！冥顽不化的思想体系、经济体制又如何能成为科技衍生发展的土壤？

英雄人物和杜绝腐败并不是问题的答案，直到秉持“师夷之长以制夷”的清末洋务运动，这个误区一直存在和生长。

农业文明试图抄袭工业文明的手段去解决问题，后果可想而知。澹言 20080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