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王朝以脑后的一根辫子闻名。

正如风云不定的时尚界，据说这辫子也是在变化的。

从所谓的金钱鼠尾到后来粗了些的猪尾，最后变成掺合了黑线编得粗黑油亮的牛尾，过程有点慢，花了200多年，这期间留辫子的和被留辫子的心照不宣地一直在彼此较劲，八旗制度、种族压迫都不是较劲的内容，斗争与妥协的结果却只体现在后脑勺的发式变化上，想来也真算得历史奇观了。

最早自甘剃发投降的，是抚顺总兵李永芳，后来的知名者还包括洪承畴，吴三桂，这个王朝在征服的过程中根本不在乎意识形态，却异常关注服饰与发式，易服剃发被当作承认统治合法性的唯一标准。

换个发式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吗？

恰好，在清东陵的顺治的孝陵，石像生中有文官像。

特意转到他的身后，关注了一下他的后脑勺，这是难得的实践机会，可以看一看在满清入关之初整个中国到底是在推行什么样的发式。

（正宗的鼠尾，长度仅及肩部）

孝陵始建于康熙二年，距离崇祯皇帝上吊不过20年光景，易服剃发在中国才刚刚推行完毕，石像生的雕塑者们必定是在尊重现实的前提下着重于写实的。

这位胖乎乎的文官，年龄大约40岁左右，也就是说，无论他是满是汉，都必定是亲身经历了改变发式的大变革，他的表情自得，笑意荡漾，着官服捧朝珠，新朝代已经立足，大清朝的铁骑已经荡平南中国，一个朝代艰辛的草创阶段就要结束，他感到得意，也觉得满足。

再看看他的脑后。

这就是传说中的金钱鼠尾辫了，看到了吗？以当时的规矩，这辫子必须可以穿过铜钱眼才算得合格，也就是说，假若这位官老爷去掉帽子，他基本上是个大光头，只有脑后，有铜钱那么大的一撮，编成一缕细细的小辫儿，俏皮地搭在身后。

也就是说，在那个留发不留头的时代，所谓的剃发，是要剃去全部头发的绝大部分，只留那么一小撮儿，要知道文革时代只是被剃了阴阳头的知识分子尚且会想不开寻短见啊。

我们知道，明朝的发式基本是自然式的，挽成发髻，这是民族传统，甚至在蒙元时期也没有更改，却在十七世纪中叶被集体改成了下图的发式。

我们可以想像，那是何等的屈辱，假若这还是一位儒生士子，接受这样的改变无异于精神上的杀戮。所以，剃发政策的推广必须要依靠政权暴力，以强权和武力作为后盾，以官僚集团的配合支持作为依托，其目的就在于通过达到极致的羞辱，彻底摧毁其民族意识和人格，以期完成奴化过程。

（大雨后的孝陵神路）

日暮时分，在乾隆的裕陵，看到了另一组石像生。

乾隆的石像生很是稀疏，数量远逊于顺治的孝陵，不过也有文官塑像。

同样转到他的身后，文官们脑后的发辫无一例外被人敲断了，露着光秃的后脑勺（允许蓄发的面积依然有限）。但是可以看到，这个时代的文官的发辫，已经明显地变粗了，而且还有明显的编织过程（见题图），长长地垂下来几乎到了臀部，戴帽子的情况下乍看上去已经很像现代影视剧中的大辫子形象。同时，在官服和帽子上的变化也相当的明显。

（乾隆时代的文官石像）

在这个时代，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征服过程已经有一百多年，羞辱性的强压措施经历了这样久的时间过程之后，已经从错愕变成了习惯，从羞耻变成了自然。

那么，当奴才们已经习惯了自己的身份，大家所计较的，只是从纯时尚的角度，把这发式，这辫子变得好看些，自然些，更符合美学些，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辫子变粗了，不那么乖戾，掺合了些美观，而且，这过程还在一直延续，到乾隆的儿孙辈的时候，中国的男人们已经拥有了大好多倍的蓄发面积，已经可以有一条粗黑油亮的大发辫了。

比如鲁迅笔下的阿Q为什么痛恨假洋鬼子？因为他的辫子是一条假辫子，既然是假辫子，“就是没有了做人的资格；他的老婆不跳第四回井，也不是好女人。”留了200多年辫子，就是这样的后果。

可见，这辫子的推行，特别需要依靠暴力与时间，同时心思机巧地在辫子的粗细上放些空间，允许些许的松动和创造，让大家觉得居然可以有那么一些空间，就禁不住地又满足又欢喜了。 当火候足够的时候，基本上没跑，大家都会爱上辫子的。澹言 2008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