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在位的时候，下命令不准大臣再以奴才自称。

他的理由是，家奴也称奴才，大臣也称奴才，到底大臣和奴才还是有区别的，所以除了革职官员，其他的大臣就不用再自称奴才了。

称谓改了，内容却没变。终清一朝，对于奴才学的贯彻实在是有力，国政再糜烂，也没有一个官员搞叛乱。白莲教、天理教、太平天国、捻军、小刀会、天地会、义和团……乱糟糟一团，但是，只有叛民，没有叛官（只一袁世凯唯一例外），即便是曾国藩那样的有实力决定满清命运的大官僚，也一样默默地做着奴才，不能不佩服满清统治术的高明！

李鸿章，何等威风？一天半夜的时候被传进宫见驾，照着旧例半夜晋见没好事，于是硬着头皮前去，结果原来是慈禧和光绪命他为全权议和大臣，李鸿章出来的时候，“汗流浃背，衷衣尽湿”，快被主子吓死了。

袁世凯，一代枭雄，向谭嗣同吹嘘说：杀荣禄如杀一狗耳！但是真见着荣禄却是跪着就把密告了，奴才相十足。

奴才体制，是满清贯穿始终的政治准则，其效果之好，实在只能用“奇佳”来形容。

为什么效果好？

首先，当奴才的操作难度最低。

无需有思想，无需有干才，主子说什么你做什么就是了，关键在落实，在于执行的智慧和力度，只要对上面的意思把握得准，政治风险是不存在的。

其次，当奴才的成本最低。

只需付出不值钱的尊严，付出自主话语权，付出自由思想的权利，便可以获得一张大网的全面呵护，这呵护既来源于上面，也来源于同是奴才的同僚——协同，是自然法则下弱者的护身符。

再次，当奴才的收益最佳。

做奴才的好处，就是可以适当地转化权力，让上级权力为我所用。比如李莲英，慈禧有什么政策意图，大臣们只能向他去探风；江南的贡银贡品到慈禧那里截流一半，到他这里截流五分之一，剩下的才转去做饷银——主奴利益共存，其乐融融。

从性价比上讲，当奴才，风险最小，收益最大，这一点在官僚集团中形成了最大层面的共识。

第四，奴才的另一面是主子。

中国的官僚体系总是“仰脖”式的：你只需打点好那些赋予你权力的人——仿佛杂技中的叠人山，你的下方也总是有对着你仰脖的，嗷嗷待哺的样子：奴才的另一面就是主子，这是为奴为出乐趣的精妙所在。

第五，奴才最不必担负责任。

为什么国人这么喜好“好皇帝”？喜好明君追捧大帝？因为力捧主子的英明、神武、睿智、仁慈可以为自己为什么要当奴才找到最合适最有力的借口。

又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对“昏君”耿耿于怀？“奸臣”的概念历久不衰？一则这是为了映衬我们的好皇帝，好领袖，二则也是因为做奴才最讲究的是责任的开脱，所有的不堪和尴尬都需要有最合适最有力的替罪羊。

当然，奴才也不是想当就当得好，一个真正的好奴才需要以下三个要素：

首先，他要有佞智。比如我的文字里常提到的纪晓岚，乾隆在金山寺一时兴起想题词，却又想不出词，就拿白纸伪问老纪：这词如何？纪晓岚随口答道：好一个江天一览！乾隆乃欣然提笔——这奴才智慧不是想有就有的。

其次，他要有名节。这说起来似乎矛盾，其实不然，主子需要的好奴才，必定是要在声望名气上给他满足虚荣心的。比如范文程，当年一行十七人被努尔哈赤逮着要杀头，努尔哈赤问了句：你们都什么身份啊？范文程赶紧声明：我是明朝的生员！刚起家的努尔哈赤一听高兴坏了：不杀你，跟着我干吧——好奴才有时候和好人才是混淆的。

第三，他要有好奴性，也就是不许有主见。李莲英曾经在义和团问题上多嘴，说只要悬赏够多把些须在京洋人杀完应该没有问题，八国联军打来后，慈禧对此耿耿于怀，几次三番说起此事都要“厉目”瞪看李总管,太监大权也旁落崔玉贵，要不是老李子机敏，几乎连奴才都没得做了。

满清为什么要强调奴才体制？

首先是汲取了明朝的经验。

我在“超级亡国臣”里讲到了明末那些官僚士大夫们的亡国事迹，明朝头脑明白的几个皇帝都会强调一点说：朕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还谦虚地把些个官僚捧为帝师，结果呢？大限来时，一个比一个叛变得快。

满清统治者由此看穿了所谓“士大夫”阶层给脸不要脸的特性，索性一上来就在武装力量的背景下给官僚集团来了个奴才定性：我们不打算和你们搞什么共治，也不会允许你们有什么话语权，你们踏踏实实地当奴才吧！

历史证明了满清皇帝的正确：官僚集团最伟大也是最稳固的特征就是奴性，给读书人官做+给读书人奴才做，就如同给番茄配上鸡蛋，给红花佐以绿叶，实在是相得益彰，这一发明之伟大，实在可以指南针造纸术等并列，因为如同火药改变欧洲政治格局一样，奴才制的官僚体系最大程度地改变了公元1644年之后的中国政治，虽然民族的道德基准被惨烈地击溃，但是满清的统治在孙文等非官僚体系产物出现之前，却是异乎寻常地牢靠和稳固。

这又何尝不是满清皇帝们的伟大贡献之一呢？！  澹言 060925